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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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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余秋雨《山居笔记》在文化精神与文体特征方面与此前的《文化苦旅》是一脉相承的,仍旧“对苍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理性思考、生命感悟和人格透视,表现出对人类文化整体生存命运的关注”。但《山居笔记》在对历史文化的审视时,作者显示出更为自觉的文化意识。在《文化苦旅》的准备积累之后,《山居笔记》对历史人生主要是文化人的精神命运、对中国文化的艰难生命旅程有了更加自觉的观照。作者的人文关怀借着散文的表述,进入了《山居笔记》的叙述空间。在作者所作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审视中,“涌动着的则是散文中迄今未见的大智慧和大思考,而这种思考的根本向度,又毫无疑义地是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不同于理论上的主张和学理上的探讨,艺术作品主要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取向的具象描述,在作品中营造出一定的精神空间,在美的境界中寄予作者的人文情怀。文本是作家人生境界的一种呈现,而作家也主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身对人生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的关注。从而对社会整体进行价值取向的引导,实现自己人文关怀。一可以说,《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先生的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人生境界的艺术表现。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也说过,“文章的道路很多。我的文章只呈现我个人的生命感悟状态”。因此,我们便可以在《山居笔记》营造的美的境界中,去探寻、去体味作家在作品中展示的人生境界。境界是一个运用广泛的语词,它的原义是作为疆界来理解或运用的。后经引申,它不但可以用来指称在一定情感作用下所形成的心境,还可用来指称人们在学问、事业、艺术或人生经历的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在文艺美学领域,境界往往被作为艺术品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境界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方面是作家人生境界在文本中的感性显现,另一方面则需要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一种幽远高妙的人生、历史、宇宙精神,在瞬间“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使心灵得以净化,人格得以提升。 对于境界,古今论者难计其数,各持己见,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重意造”、“熟境界”的思想,就是主张山水画应体现渴慕林泉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人们在讨论意境(境界)的美学特征时,也常把艺术境界与审美境界和人生境界联系起来思考,这主要是基于艺术意境实际上是审美境界和人生境界的集中表现。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文化传统和审美理想的积淀所造成的国人的审美趣味。余秋雨先生的著作题名《山居笔记》,在我看来,就已蕴含着某种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仅“山居”二字,就具有一种引发力量,让读者的思想处于一种游心的欲发状态。余秋雨先生本人为文也是十分注重意境的,在《再谈〈文化苦旅〉》一文中,他就曾说过他是比较注重散文的文笔、意境和前后气韵组接的,那么,在《山居笔记》中,作家呈现出怎样的生命感悟状态,营造了怎样的美的境界呢?《山居笔记》中作者多是借山水风物和历史精魂来寄托自己人的个体生命对 历史文化的深切感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借承德避署山庄苍郁的山与晶亮的水,特别是在山庄中幽静闲适的园林徜佯的历史精魂,面对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满清王朝的背影轻轻地叹息,抒发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的深切感悟,流露出幽幽的文化情怀;在《流放者土地》中,作者“触摸着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让目光驻足宁古塔这块流放者的土地,撕下中国历史上惨烈的一角,感叹文人墨士的精神世界和前人的精神遗留;在《脆弱的都城》中,作者是面对渤海国留下的巨大的城墙根遗迹,感叹苍海桑田的巨变,感叹不管哪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都无法与野蛮抗衡,对代表文明的城市抒发自己的热爱与清醒的认识;《苏东坡突围》则由黄州赤壁生发开去,借苏东坡的令人悲愤的遭遇,感叹文化名人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呼唤文化良知;《千年庭院》则在岳麓书院的清溪茂林间感受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寄寓了作者对健全文化人格的深切期待与呼唤,同时也在接受和传递着文明的薪火;《抱愧山西》在对山西商人的商业人格正负两面的考察中,深入到国人的心理层面细细拷问;《乡关何处》则在山水大地、人文景物源远流长中感受作者故乡浙江余姚这块土地所承载的文化力量。但作者那“我的故乡在哪里呢?”的追问,又使具有特定地域的故乡变得飘渺,而使实在的故乡成为了精神故乡的出发地;《天涯故事》由对海南地域文明的探测,来感受天涯海角的来自远古的人文气息的温馨,是对柔丽和平、崇尚自然的女性文明的肯定;《十万进士》考察了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所给予我们的“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与其副产品的“千年的无奈”,在选官制度上寄托自己的人文理想;《遥远的绝响》撩开了历史神秘的一角,揭示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牵动文化人的心弦的乱世魏晋时代,让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这里面回响着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人群内心独特的“魏晋情结”,是对自觉的文化人格的呼唤,是文化人心中难以排遣的傲世而独立不羁的精神风采;《历史的暗角》则是对小人心态这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剖析,尽管文章显得过于抽象,略显沉闷。但从作者悲愤而犀利的文笔中,我们又不难感受到余秋雨对理想生存环境的期盼。由上观之,从《一个王朝的背影》到《历史的暗角》,尽管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完整审美空间,但我们仍能深切感受到作者心怀渴望,徜徉在历史与文化的时空中,借山水风物和历史精魂,呈现出作家的“生命感悟状态”。《山居笔记》的境界由此产生。二境界生成的重要特点的虚实相生。如果说文中的山水风物和历史文化遗迹构成的审美意象是实的话,那么,由此生发的作者的文化情怀便是虚,在这虚实相生之中,作品的美学境界得以生成。但是,从艺术活动的实现来看,艺术作品的意境的最终实现应基于作者的人生境界,显示于作品的审美意象,而实现于读者的审美接受。因而,《山居笔记》的美学境界也不能不从读者的角度来考察。《山居笔记》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对历史、对宇宙的深深感悟,让读者在艺术的审美中陶治情操、净化心灵、升华人生境界并获得美的享受。人生境界有多种 ,冯友兰先生是第一位系统地阐述人生境界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他把人生境界区由低到高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四种。也有人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的分为自发的本能境界、初醒的功利境界 、自觉的理性境界和自由的审美境界这样四个层次。近些年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人们还提出了中国人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审美境界的这样的论断。 而艺术的审美可以说是人生境界暂时得以达到最高的自由的审美境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由此看来,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理的艺术作品就因其无用之用而成其大用了。因为艺术作品的审美本质必将使其在人生境界的建构中对人们的理想、价值观念、文化修养而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就是可使读者的人生境界得以提升并进入自由的审美境界的一部艺术作品。理由有二:其一,《山居笔记》将历史时空转变为艺术时空,为当代读者建构了一个游心于其间的精神空间。在《山居笔记》中,由于作者有意识地借历史文化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和文化情怀,这就使得历史文化从遥远的过去走入了阅读者的视野,借助于语言的力量进入读者的内心。历史文化成为读者审美观照的对象,作品在读者的观照下产生出艺术意境,沉睡的历史转变当下的艺术时空。其二,由于审美观照的特性,《山居笔记》又得以引发读者的再现性想象及创造性想象,读者将会从自身所处的现实时空中暂时超出,在历史文化的沉重与温馨中体验、沉思、回味。因而,《山居笔记》所内含的人文精神必将会使读者在对历史文化的打量中净化自己的心灵, 提升起自我的人生境界并经由作品文本与读者的接受而达到自由的审美境界。《山居笔记》在作品中展示了作者对理想的精神境界的追慕,又在读者的审美中实现着对人生境界的提升,这便是《山居笔记》所拥有的境界,这也就是此书价值所在。有论者认为,“《十万进士》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及在科举中发生的一些事例,仅此而已; 倘若将文章中所引用的那些历史事件、诗文、掌故、传说等全部抽掉的话,这篇《十万进士》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可看了。”此说完全忽略了文化产品对人的精神的作用,也抹杀了《山居笔记》的人文情怀。 在我看来,在当今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与技术立国的今天,任何旨在激活思想、提升人的精神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更何况,《山居笔记》的人文关怀是经由作品的艺术意境实现的。对于此类评价,我觉得最好的回答便是:“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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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作者自己对《山居笔记》的概括:《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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